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与“三民主义”

《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是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为与国民党法统保持一致而制定的唐级地方性法规。它以三民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同时又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政权妄图通过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建立一党专制的政权。为争取自身的独立合法地位,中共提出符合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才是国共合作的理论基础。《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的制定、公布、实施和废止的过程是中共对三民主义理论的认真研究和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共的三民主义理论不仅对根据地时期的法制建设意义深远,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专利权担保融资的法定限度与合约扩充

专利权担保融资是知识产权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专利权的交换价值是其担保功能的法理基础.专利权担保的性质在法律上被界定为质押,专利权担保的效力以登记为要件.目前理论认为,专利权担保为介于抵押与质押的中间形态或接近抵押,其效力以担保合同生效为要件.由于专利权担保融资属于间接、非证券无形资产融资,因此受到三个方面的基本规则约束,即专利规则、担保规则和贷款规则.在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专利权人与贷款人之间可以根据设定担保的实际需要依据合同自由原则补充法律规定之不足.     

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

刑事诉讼中的指定管辖,其目的是保障司法公正,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有一定弊端,如适用随意性较大,指定侦查管辖于法无据,公、检、法在指定管辖上不能有效衔接,公民的管辖异议权与指定管辖申请权不受尊重等。存在的问题与我国特有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结构,以及司法权集体行使的特殊形式有关。改革完善该制度,在模式设定上,仍应以审判为基点,同时明确侦查阶段的指定管辖并允许检察机关监督。审判中的指定管辖应由检察机关提出,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在指导思想上,坚持程序法定原则,慎重适用指定管辖;坚持管辖便利原则,指定地点应当方便办案。在制度完善方面,需要明确指定管辖的适用范围;明确指定管辖的相关主体、考量因素及决定程序;合理设置指定管辖的具体程序,确认公民的管辖异议权与管辖申请权并予以保障。     

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对和平与安全的期盼使得国际法治成为国际社会的理想与目标。为了建立以和平为目标的国际法律秩序,凯尔森提出了国际法治理论,即通过有强制管辖权的国际法院和确立个人违反国际法的责任来构建世界和平。本文将以此为基础,探讨凯尔森的国际法治理论对国际刑事秩序法治化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分析国际刑事法院在实现国际刑事法治化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制约因素,以期国际刑事法治和国际法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论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271条至273条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但还存在适用案件范围过窄、适用程序条件不明确、考察机制不合理的缺陷。在司法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制度、考察帮教机制、刑事和解制度、监督制约机制对于充分发挥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功能具有重要作用。     

对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思考

随着司法解释在审判工作中的广泛应用,其所谓"立法化"的问题也引起了很大争论.本文通过对司法解释的概念及其权力来源,立法权与司法解释之间的界限的阐述,为司法解释"立法化"做出一个较为清晰的定义.在对具体情况讨论的基础上,结合司法解释中的具体条款的分析,进而明确司法解释"立法化"的具体表现,并对其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我国洗钱犯罪立法剖析

控制和惩治洗钱犯罪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共同任务。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洗钱罪的规定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本文参照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结合我国的国情,就我国反洗钱刑事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浅谈我国社会保障立法的完善

社会保障立法推动着我国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制度创新。但社会保障立法远远落后于我国社会保障实践,难以适应不断发展的社会保障需要的现实是不容回避的。当前应加快社会保障立法的步伐,制定符合我国国情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急需的法律、法规,建立由社会保障实体法、社会保障基金法、社会保障组织法、社会保障程序法等组合而成的完备的社会保障法律体系。     

为什么我们没有“新闻法”———反思我国新闻传播立法研究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闻立法历经30多年至今未果,无论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还是传媒领域的现实发展,都表明了迫切的新闻立法诉求。在“新闻法”尚不能出台的众多复杂原因中,学术研究的偏颇却总是被忽略,研究方法的迷失带来学理探讨的浅尝辄止,宏观研究的乏善可陈,以及学科之间的壁垒隔膜。其背后透露出不容回避的学术勇气的不足和技术细节研究的缺乏。基于新闻传播法学理论建设的推进和现实新闻传播立法的需求,应首先在思想和理论上明确：新闻自由是谁的自由,谁可以办报,如何协调采访报道和国家公权力的关系等问题,同时必须关注新闻传播立法技术的研究,如舆论监督的规范体系,为新闻来源保密的规则归属等细节问题。